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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古典文学的言说场域中，拥有千年文化传统加持的乡土文学牢牢地占据着话语权力的制高点，文学中的“城市”更多集中在王权政治的象征和道德审判对象上，城乡差异往往意味着世俗与诗性的对位；而伴随着启蒙现代性而确立起叙事合法性的现代文学，则将城乡之间的差异悄然转换为文明、进步与愚昧、落后之间的对立；新时期以降的当代文学叙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城乡之间的对位关系又被引向了更为极端化的叙事轨道，一方面是对城市空间中物质欲望、官能享受的热情拥抱，另一方面是对日渐消亡的乡土经验、田园景观的深情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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