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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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