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义本指向毫无凭借的绝对精神自由，郭象出于客观需要将其改造为万物之“适性”，从而在倾向、主体、目的、境界四方面与庄子形成差异。高僧支遁援佛入玄，借般若理论进一步释作“明至人之心”，又在主体和万物之“性”上对郭象义进行改造。纵观“逍遥”义的嬗变，郭、支义虽与庄子本义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客观上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推动魏晋庄学的发展、促成魏晋玄学的转折和般若学的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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