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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科举议中包含丰富的史学改革方案。清前中期，史学改革方案的主要形式是重视乡、会试第三场策问，旨在通过提高策问的地位引导士人关注史学。这一呼吁在雍乾时期得到朝廷支持，上升为国家政策，不仅维护了史学的科举地位，还推动了重史氛围的形成。嘉道以降，偏重头场陋风再起，策问制度走向衰败，时人提出了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的新方案，却未能付诸于实践。到了清末，提高场次和改策为论方案成为1901年科举新章的主要内容，而科举议的另一条重要理路——“开科目”却被排除在新章程之外。之所以在“重史学”与“开科目”之间选择前者，不仅与清廷求稳求渐的改革思路、张之洞个人的科举改革思想和学术倾向相关，还与清代书院长期史学考课活动所奠定的实践基础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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