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摘要
受制于客观真实发现的诉讼认识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尚未摆脱“客观化”标签。如何规限法官对事实的内心确信，一直是刑事司法实践与理论的难题。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40条的司法实践表明，证据裁判活动与法官事实心证出现功能性混同，证明标准条款出现某种“规范偏移”。由于事实心证的“高标准”不当限制了证据裁判活动，降格适用证据要求与程序要求、以形式叙事为主线建构“证据链”便成为实务部门的应对之策。为规避主观风险与体制责任，法院用客观证明充足事实心证的主观判断，却又因为缺乏心证约束机制而陷入误用经验推定的危险。为校正实务对规范的偏移，解决证明标准的主观性难题，有必要树立“先证据裁判，后内心确信”的递进式裁判思维，把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自由置于事实证成这一裁判说理义务的约束之中。
-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