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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体系，且有主次之分。从互动视角看，明清朝贡体制下的“天下—中国—四夷”叙事模式，既承之传统又与世推移，其间蕴含国家意识的“中外”话语与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华夷”话语彼此消长，地理中国、疆域中国的意识亦通过与朝鲜、安南的边界交涉和勘界划界而日益凸显。至乾隆中叶，随着清朝疆域的基本固定，以往文化上的华夷分界遂让位于地理界限相对明确的中外分界。不仅如此，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意识里，是否对外用兵以对朝贡国行匡危扶倾的君臣道义，又不得不面临义理与时势的调和问题。明清两朝均曾以“兴灭继绝”为由出兵安南，不过与明朝相比，清朝在理念上有从“兴灭继绝”转变为天命论的话语逻辑，以使义理与时势若合符节。值得玩味的是，在东亚文化圈中，朝鲜、越南等国的中华认同亦包括源自超越了国家的天下意识，这是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话语所难以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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