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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无自传体的问题，曾受到德国汉学界的高度重视。这一看似自明的“问题”在德国语境中生成，有赖于一系列系统条件。自传是西方自我文化的一部分，历来承担着主体塑造的功能。生命哲学的历史化立场，打破了人格意识永恒不变的幻觉。思想史家鲍吾刚对中国自传史的梳理，意味着从整体上承认中国人的自我和个体性。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则通过分析庐隐、萧红、郁达夫等的自传文本，更细腻地对中国作家的自我结构进行加工。系统中多个层面接力合作，将中国文学符号推入自传体的主体性轨道，借此，西方得以通过“自我”媒介和中国展开理性对话，域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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