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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他人付款二维码侵财案件在司法实务处理中的问题在于：统一以盗窃罪论处的解决方案未考虑到案件的类型化特质；以骗取手段为由定性诈骗罪的判决结论难言合理；利用他人付款二维码提现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冒用他人身份的诈骗。根据是否介入提现行为，可将利用他人付款二维码侵财案件作类型化处理，分为介入提现型与直接扫取型两类。司法实务中将前者认定为盗窃罪或诈骗罪的理由均属不当。一方面，在此以财产性利益盗窃进行说理将面临诸多争议；另一方面，以骗取手段认定构成诈骗罪既遂将会在直接性要件以及财产损失的判断上面临质疑。而认定后者构成盗窃罪的结论尚需论证。在介入提现型案件中，行为人使用他人付款二维码提现等同于冒用他人身份的诈骗。实际的受骗对象为第三方支付平台背后的自然人设置者，从而形成三角诈骗结构。“预设同意”理论不仅能够说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处分权限以及处分行为，也能够说明被骗人错误认识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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