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康年间的魏禧和邵长蘅既是富民后代,又是布衣士子。他们对富民的书写尤其关注敬祖收宗等层面,既记录了富民的善于会计、节省用度和积少成多等治生之术,更赞赏其以治生敦风俗的做法。与此相关联,布衣士子的伦理实践也濡染了富民以治生敦节行的观念,这使得魏禧和邵长蘅将风土与兴亡视为文学的主要内容。魏禧之作文关乎世教的独特性,正表现为写“账簿琐俗事”及“家庭寻常事”;邵长蘅的风土诗注目于钱谷财币,在写实性和逻辑性两方面超越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