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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企业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全新组织载体,其社会责任行为具有高度的网络效应与外部性,衍生的负面社会问题引发了社会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但目前学界对“数智化”时代媒体关注的异质性合法性类型驱动人工智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缺乏研究,且对不同制度类型在驱动人工智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产生的替代或互补效应缺乏审视。本文基于“外部制度合法性—内部高管因素”的内外融合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人工智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媒体关注对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检验了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与合同契约执行)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高管海外经历在媒体关注与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媒体关注对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相较于市场导向型媒体关注对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效应更强。(2)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环境与契约执行时间)在媒体关注与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倍增效应,但正式制度仅在市场导向型媒体关注与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对于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与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明显。(3)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在媒体关注与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外部非正式制度与媒体关注对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效应,但社会信任对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与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协同互补效应不明显。(4)高管海外求学与工作经历皆在媒体关注与人工智能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区分政策导向型媒体与市场导向型媒体,高管海外工作经历相比求学经历而言正向调节效应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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