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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写物模式：以《梅花树下醉歌》为代表的“抒情写物诗”模式和以散文诗《女尸》为代表的“身体书写”模式。前者表面上引用英国浪漫派写物诗的形式，却因为“抒情”因素极端化而忽略了物象的物质性因素，物象直接成为象征、表达情感，这背后是郭沫若“唯我论”的诗人主体。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郭沫若对雪莱诗学及浪漫主义诗歌的误读。后者则是受到日本现代文学和自身“解剖室”经验的影响，形成的恶美和精细化等特征，背后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另一种强调“认知”的诗人主体。这两种模式既创造了早期新诗在胡适以外的写物范式，也对新诗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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