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了解高级职业(高职)院校护生童年创伤经历、述情障碍、欺凌受害对其内化问题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 2021年5—6月,以北京市某职业学院护理系1 455名女生为调查对象,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DBVS-S)、童年期创伤量表(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short form,CTQ-SF)、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20-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简版、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7,GAD-7)考察述情障碍、欺凌受害在护生童年创伤经历与其内化问题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北京某高职院校1 455名护生童年创伤得分为(20.40±6.87)分,述情障碍得分为(28.27±9.83)分,欺凌受害得分为(18.40±5.44)分,内化问题抑郁和焦虑指标得分为(5.15±5.53)和(2.90±4.15)分。抑郁倾向检出率为15.26%,抑郁高风险检出率为5.15%;轻、中、重度焦虑水平的检出率分别为20.62%、3.78%、2.75%。童年创伤3个维度、述情障碍2个维度、欺凌受害4个维度与内化问题的2个指标呈两两正相关(r=0.044~0.821,均P<0.05)。童年期创伤对高职护生内化问题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可通过3条间接路径间接产生影响,分别是述情障碍、欺凌受害各自的中介作用,以及述情障碍和欺凌受害形成的链式中介作用。总的中介效应为0.276,95%CI为0.238~0.315。结论 童年创伤经历是预测护生内化问题的重要因素,述情障碍和欺凌受害在其中存在多重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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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