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在中国近代社会政治领域享有盛名，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他们重视“美术”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将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乃至金石考据也纳入考察范畴。康有为将“美术”作为“物质之学”，认为现代国家可以发展工艺美术致富；梁启超虽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康有为的意见，但为纠正“物质之学”的偏颇，他强调体现真善美的“美术”在完善国民品格中所起的作用。康、梁的“美术”思想均有取法古今、调和中西的现代性，蕴含着“求变“”求新”的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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