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基于十九世纪初期动物学发展的历史语境来看歌德的《驯狮》,可以发现：经历了边缘化和“异托邦”化，动物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他者，并因而成为建构人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通过这种建构，作为自然生命的动物得以被排除在契约式的政治秩序之外。其结果既保障了政治秩序的存在，又使动物作为危险因素的象征参与了政治秩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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