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余华在《第七天》中大量引入新闻事件,为作品带来了独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感是大众媒介幻象机制的产物,注定无法达到破除拟态环境的意图。与此同时,《第七天》对社会性文本的偏重,使得展现人物生活的独特性为展现其社会历史背景让步。在此基础上,余华放弃了对所描绘的社会进行剖析和理解,而是选择了代入大众的立场和情绪,表现出了最朴素直接的乌托邦冲动。最终,余华留下了相对纯粹的社会性文本,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部分人物个性和文本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