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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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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