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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足本《圣济总录》的回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在1817年，往来中日两国的商船就将江户幕府医学馆聚珍本载回中国；1871至1879年间，三木佐助、麦梅生合作贩卖到中国的书籍中也有此书；1880年后，文海书局等书坊在《申报》上发布了该书的售卖广告；其后杨守敬、李盛铎、楼藜然等也各自从日本得到该书；后由冯一梅、柯逢时等人计划刊印，1920年文瑞楼书坊石印，彻底回流。《圣济总录》的回流过程表明，日本医家的推动、中国学者的访求、商人及书坊的贩卖等多种途径相互配合，共同促进了中医古籍的回流，特别是商人、书坊的贡献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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