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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由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带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组织公民行为是有利于组织绩效的角色外行为,是公共部门应对情境压力与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组织情境下的领导特质与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成功的""正面的"领导特质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互关系,对将消极特质的辱虐管理作为预测变量,积极行为的组织公民行为作为结果变量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基于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组织情境,以公共服务动机为调节变量,深入探究辱虐管理对基层公安民警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理。运用层次回归方法分析225份有效样本,结果表明,辱虐管理对基层公安民警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安民警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动机在辱虐管理对基层公安民警组织公民行为间发挥调节效应,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高,辱虐管理对基层公安民警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就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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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江苏警官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