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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管新规》中的信义义务规范表述模糊笼统，缺乏细致判定标准，亟待梳理资管信义义务的产生基础、规范配置与内涵界定，寻求规范完善进路。结合我国实践，信义义务规范应缓和抽象立法模式，按资管产品类型化划分，加强规范体系协调，建构“信托法总括性规定—特别法规类型化规范—部门规章细化标准”的统合立法。忠实义务方面，细化受托人报酬合理标准，适当扩张资管业务中利益冲突的认定情形，支持投资者行使归入权和法定解除权；勤勉义务方面，细化前期尽调义务，确立信息说明和助言义务，统一适当性推荐义务规范表述，补充规模适当性和豁免规定。在司法适用中打通信义义务规范作为民事裁判依据的制度通道，完善信义义务行政处罚相关规定及免责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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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