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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际经济回暖乏力、贸易战频发和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下,中国实体经济恢复与发展迫在眉睫,如何通过财政支持政策引导优势产业集聚,需要准确判断财政支持政策下产业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增长效应。基于财政支持政策下产业集聚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鉴于第一产业较强的资源约束性,使用中国1998—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经典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财政支持政策下第二、三产业集聚度的实体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和估计。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空间性和控制了交互变量和二次项变量等的前提下,产业集聚水平和公共财政支出都会显著促进区域内实体经济增长,且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第二产业;二、三产业集聚度与财政支持政策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且财政支持政策通过第三产业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大;第三产业集聚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关系。空间检验发现:产业集聚度基于邻接关系和地理距离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高集聚度地区存在较强的虹吸效应,而公共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有较强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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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