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戏剧艺术家袁牧之“由戏及影”后,其先锋性的视听实验使其电影不仅具有在都市各处随时随地建构抵抗性情境的强大能量,还实现了对都市现代性表现形式之一的“通俗剧”模式之辩证式超越。袁牧之身处的电通影片公司的民族电影工业背景与左翼倾向、上海都市文化中多重现代性之间富有张力的博弈关系、其先锋艺术家身份及新兴电影自身政治与美学上的双重暧昧,共同构成袁牧之新兴“通俗剧”电影的抵抗性、先锋性与暧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