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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圣济总录》全面总结了两汉隋唐时期到宋代的肾脏辨证论治体系，其肾脏证分为肾虚、肾实二证。宋代已经开始从本元辨证，以肾为元脏，重视补元气、壮元阳法，体现了啬肾思想，在辨证论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肾脏辨证虽然延续了早期虚实辨证方法，但更重视虚证、轻视实证并出现虚热辨证，扩大了虚证范围；重视肾藏精，以益精髓为先；未见明确的肾阴虚证概念，相关病证多存在于肾实证中，肾阴虚证辨证体系尚未建立。《圣济总录》中命门未参与肾脏辨证，至金代以后分化出命门辨证，使命门藏精思想与临证应用相衔接。宋代肾虚证与今肾阳虚证相似度较高，肾实证与肾阴虚证则差异较大，彼时正是肾脏辨证论治理论方法的重要转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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