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1920年前后，“新村”时期的周作人开始频繁地以讲演的形式就文学与社会问题发言。1920年11月8日，周作人应北京师范学校纪念会之邀赴之演讲。讲演中，周作人不仅从“我们”与“不幸”的联结中看到一种命运共同体感受构造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借助文艺的培养从“不幸”中翻转出一种同情机制。由此，“同情”问题开始在他的思想中频繁闪现。此时，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来回穿梭的主体痕迹也明显地投射于他的一系列文学行动中，二者之间呈现出深刻的互文性和对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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