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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0年代中期创造社诗人在转向革命文学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试图弥合艺术自主说与作者的社会属性之间的龃龉，这一时期的理论建设更多仍是在文学革命的延长线上对原有的主张进行补充式的修正，而非推倒重建。为了防御已有的新诗实绩被“假”的艺术所淹没，成仿吾、洪为法等人对各类革命文学进行有力武断的“打假”。为了同时容纳“艺术性”与“社会性”两个互斥的概念，创造社诗人安排了更大话语装置来进行调和，其中一个是“情绪”,另一个是“自我”。在中期创造社诗论中，郭沫若和何畏较早表现出突破“调和”的观念推进，他们认识到了神秘的“天才创作论”在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生产时代，势必应付不了市场占位和革命宣传的需求。这种颠覆性的论述在创造社青年中并没有成为共识，郭沫若本人的文艺理念与实际创作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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