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集体化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往往将革命与传统的各自表征展现在同一个时空场景中。二者之间的强烈冲突展现了社会结构中最具有戏剧化的部分。本文通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中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两个片段,强调在国家权力与“家”的文化生态共同塑造的“新场域”中理解农民的主体性行动实践。本文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塑造了更具有“家国”意识的新农民,使农民对家庭结构的策略性调整表现出“传统与革命”的新特征。这样的特征既是传统家庭本位继替的结果,也同样重新建构了农民对“新国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