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指出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塑造》一书重视精英文献,由此切入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研究,有力地回应了书籍史研究能否适应中国古代历史情境的质疑;充分肯定了孙修暎解读《虞初新志》遭禁原因的创新性,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虞初新志》这样的连续出版物遭到严格的出版审查,不能仅从其促成文人圈更加团结、威胁晚期中华帝国国家管制的角度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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