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班超传》中有“焉耆国有苇桥之险”的记载，清人和宁与祁韵士先后对“苇桥”地望进行了考证，他们将《后汉书》相关内容与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中的“布古尔土桥”附会一处，形成对东汉焉耆国“苇桥之险”故实的误解，并被之后的文史著述广泛接受。“苇桥之险”重构的现象，反映出清代西域经营对学人著述的影响，也让人从中感受到乾嘉时期的学术风气及两位始作者的盛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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