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期待通过中原与边疆间交通的建设来引导社会舆论,提升边疆民族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增强边疆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国民政府兴建边疆交通的抱负,遭遇了现实的财政难题和来自边疆地方的权力挑战。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分界线,此前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精英均将连接边疆与境外的交通视作“离散之源”,并在沉重的“帝国主义”历史记忆之下,形成了“御侮”的叙事;此后连接边疆与境外的国际交通线成为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中央政府与社会舆论顺应时势,丢掉了惯常的“反对帝国主义”话语表达,转而宣扬边疆与境外国际交通线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