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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写实小说”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在今天应该重新检视。从“荒诞”和“烦恼”入手，可发现它表面上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体现了“存在先于本质”以及“存在是荒诞的”观点；但同时又走向了存在主义的反面，放弃了存在主义哲学提倡的反抗荒诞和自由选择的原则。究其实质是社会和时代语境的不同：1980年代的中国世俗化、商品化不断加深的情境使得作家对时代、信仰与社会产生普遍性焦虑（即“烦恼”），但这被当作“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这导致“新写实小说”内在包含追求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的双重维度，在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出现了一系列悖论：从反本质论到日常生活本质论；从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批判立场到平民主义的世俗化立场；从对日常意义的否定到世俗价值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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