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语》在19世纪多次被复译,该世纪最后一个《论语》英译本为辜鸿铭所译。复译作品的出现不仅由于个人因素,还因为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布迪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注重社会中客观结构和主观意识的辩证关系,从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者自身特点来解析文化作品的产生。在布迪厄文化生产场的视域下,19世纪末辜鸿铭对《论语》的复译以及采用的复译策略,主要受《论语》译作在当时西方文化生产场域中的位置和辜鸿铭其特有的性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