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近年来的研究呈现出“文本转向”的趋势。他的相关思考诞生于一系列与学生辈文学研究者的对话中。年青一代面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边缘化处境,希望从历史中拯救出文学曾经拥有的社会政治能量,因此在对于“文学—政治”关系的理解问题上与洪子诚先生存在差异。在理解差异的基础上,洪子诚先生将创作者的才情、修养、想象力、思想、精神、艺术经验视为决定文学品质的关键因素,并期盼通过作者、文学管理者和文学研究者三类“有创造力的人”的能动作用,使文学可以在彻底投身外部和彻底的“纯文学”追求之间寻找一个富有弹性的位置。这种对于“有创造力的人”的发现,也改变了1950—1970年代文学的整体面貌,进而呈现出社会主义文化的“经典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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