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间文艺整理与新文艺创制工作的关系问题长期是现代文学与文艺研究中的热点。1930年代《定县秧歌选》的搜集整理工作,被视为中国民俗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并因其"旧文艺"身份,对立于平教会定县戏剧工作的另一重心——熊佛西主持的农民话剧实验。在学界公认后者是汲取了民间文艺资源的成功实践情形下,定县秧歌却似乎成了与之不相交的平行线,这一认识路径带来了双向遮蔽:曾被深切寄予秧歌工作的改造愿望与新民期待由此不彰,同时今天对于定县农民剧实验之民间资源的讨论也丧失了"在地"维度。发掘秧歌工作与农民剧运之间的交集与转换轨辙,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知识人对民间文艺征用、定义过程中的转变与复杂性;方言声调等地方口头文艺形式与"民族形式"创设之间的紧张;以及在这种紧张之下,不同于"瓶酒思维"的"活用"如何成为可能并影响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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