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末期,日本水户学者借助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来宣扬尊王攘夷的思想,树立起了日本作为中华、作为神州的中华主义。步入明治维新之后,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代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批判中国儒学主义教育,否定仁义礼智的观念,并将这一批判转向了中国。事实上,这样的批判或者否定应该说也是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的一个逻辑转用,它凸显出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朱子学认识,即自作为"学问"的朱子学转向了作为"方法"的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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