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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湾著名剧作家姚一苇在接受西方荒诞派戏剧时所做出的艺术选择，是基于台湾观众接受习惯和接受心理所进行的文化考量和艺术诉求。他的创作始终根植于民族生活土壤，对西方现代戏剧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吸收，并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现代的民族戏剧。在剧作《红鼻子》中，能够辨出品特《生日晚会》等剧的影子，姚一苇对品特戏剧中的“危机”戏剧观念、“不确定性”创作方法、艺术表现空间和“闯入者”叙事手法不是直接搬用，而是转化为符合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戏剧表现手法，并进一步做出自己的延展和创造，形成了符合民族审美心理的剧作样式。这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美学传统的继承，反映出他在话剧民族化道路上的探索与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