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讨男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出现暴力犯罪行为的相关社会心理因素。方法将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29例有暴力犯罪行为的男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列为暴力组,同期31例无暴力冲动行为的男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列为非暴力组;对两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治疗情况、监护情况、童年创伤问卷(CTQ-SF)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分进行比较。结果暴力组中的间断治疗、监管不到位比率明显高于非暴力组(P<0.05,P<0.001);CTQ-SF中的情感虐待、躯体虐待因子分明显高于非暴力组[(10.34±4.49)分比(7.32±2.84)分,(6.72±3.36)分比(5.19±2.15)分](t=-3.13,-2.11;均P<0.05);SCSQ中消极应对评分明显高于非暴力组[(2.13±0.51)分比(0.58±0.39)分],(t=-13.13,P<0.001);文化水平对CTQ-SF中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及躯体忽视的得分均有影响;监护情况及婚姻状况分别对SCSQ中的积极应对得分及消极应对得分有影响。结论有暴力犯罪行为的男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往往监管不到位,治疗不规律,存在情感虐待及躯体虐待等童年创伤,更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