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蒙学典籍的译介主要通过西方传教士完成。其中,美国传教士、汉学家裨治文通过《中国丛报》(1832-1851年)向英语世界译介了中国蒙学典籍《三字经》。由于有限的中文水平、传教士身份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译者在译介过程中误读了《三字经》的蒙学价值和儒学思想,弱化了《三字经》文化内涵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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