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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7—18世纪之交,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曾两次航行到中国广州,两次航行都有留下航行日志,成为考察这一时期中法贸易往来和中法交通的重要文献,然而以往的研究对于第二次航行日志并未予以重视。通过比较两次航行日志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可以发现,随着礼仪之争在法国愈演愈烈,日志对中国礼仪问题,尤其是祭孔礼仪,越发重视。首航日志介绍了广州宗教概况和广州的文庙,其对祭孔礼仪的认识基本上跟随耶稣会的理解。第二次航行日志则积极掌握礼仪之争的动向,并且对祭孔典礼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然而其对祭孔礼仪的诠释完全基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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