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防区制下,由于预征的泛滥和田赋附加的膨胀,四川田赋增加很快,在十余年间陡增到原来的7.3倍,但并非如以往认为的那样,田赋已到“竭地之所产而无以完赋”的程度。防区制时期全川亩均税额最高为0.7元,田赋占粮食产值比重最高为9.4%。仅从平均数看,税率并不算特别高。军阀不惜用种种非常规手段来增加田赋,产生巨大的征收成本,造成一系列恶果,实际所得仍属有限,这说明预征附加是相当不经济的征敛方式。对普通农民而言,虽然田赋本身并未占去太多劳动产出,但由于税率增加过快,再加上田赋分配失衡、征收体制混乱、其他税捐叠加、铜元贬值、农业经济脆弱、粮价波动等因素,以及税收绝少用于民生,税负因而显得异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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