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李峙山、邓颖超等女权运动者在天津组建了女星社,并通过创办刊物《女星》为女性表达自我以及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渠道,进而打破男性对公共空间话语权的垄断。借助《女星》这一平台,女性通过编辑、撰稿、投书,从被论说者转变为论说的主体,主动表达她们对于性别关系和现代国家的构想。在与男性对话、协商及合作的过程中,女性的话语空间得以拓展。言说与实践的结合,也为天津女星社进一步推动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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