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避讳制度注重利用汉字的“形”属性,从制度效用层面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相对约束力,也塑造出唐讳字形鲜明的区别性特点。这个重大改变既在事实上确立了唐讳字形有别于其他朝代的规律性表现,也对唐讳字形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性塑造提出了更多要求。这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两个不同表现面。究其成因,写本的普及和俗字的泛滥,不仅直接为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提供了产生土壤和效仿来源,其催生出的改形避讳方法也形成了区别性的维持动力。多种因素的累积与叠加,使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既成为避讳制度发生实际作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现,也成为彰显避讳制度自身规律与外在特点的核心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