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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迅运用中国传统的"国家身体"隐喻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资源,建构起个体与民族国家间的身体隐喻关系。《自题小像》中"血荐轩辕"的象征性牺牲行为实现了二者最初的结合,《摩罗诗力说》加入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资源,描绘与民族身体合二为一的理想个体身体。《药》对"血荐轩辕"进行了重演和改写,否定了牺牲的意义,《复仇(其二)》则通过对《马可福音》和密茨凯维奇《先人祭》中两个版本的神子受难牺牲故事的翻用,描写个体身体与民族身体间的撕裂。贯穿四个文本的个体与民族国家身体隐喻关系的变化,反映出鲁迅在参与建构个体与民族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又对其深表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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