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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卖烟叶》是赵树理农村知青系列小说的最后一篇,也是对此前相关难题的新回应。对勘《卖烟叶》手稿版和发表版,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于"说故事"新的文艺形式的敏感与因应,并在文学形式上所做的调适与"进退"。而文学青年之所以成为问题青年,则有其独特的话语构造和意义生产机制。针对不安心农业生产的贾鸿年的落后思想从何而来,赵树理在当时的语境中将其归咎于贾鸿年的个人品质和家庭出身,不仅未能真正化解农村知青不安心农村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反而遮蔽了深入思考的可能性。虽然赵树理在形式上不断调整以求"通时合变",但农村知青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实难题并不能在文学形式内部化解,而文本内在矛盾的"追踪溯源"式的想象性解决则逐渐导致其处理方式与外部政治形势趋同,走向激进的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最终导致其农村知青想象可能性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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