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和老舍对笛福的接受带入了不同的参符,将之渗透于其对京、沪工商市民社会变迁集中持续的书写之中,形成了二人不同的叙事伦理范式。茅盾善于从时代历史的宏阔视野、从宏观经济角度把握和书写现代中国市民社会,其小说的叙事伦理以时代经济与历史趋势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老舍则在中西方文化与人性的比较对照之中确立其叙事伦理,以人性美德和民族文化品格为价值衡量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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