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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杜绝制度执行中“搞变通”的现象。本文构建了一个一般化的委托人具有事后私人信息的两期模型对此进行解释。模型表明，中央政府不会允许地方政府在无法观察社会环境冲击的情况下进行灵活变通。但是，如果社会环境冲击幅度足够大，中央政府会允许有能力观察社会环境冲击的地方政府在第1期进行变通，然后在第2期沿用第1期的实际决策，以实现对冲击最好的应对。反之，如果社会环境较为稳定，中央政府对社会最优政策的认识清楚，那么从一开始就不会允许地方政府灵活变通，而是始终坚持执行最初的既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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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