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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书于西周的文献中多次言及"夏"与商革夏命,说明"商之前存在夏"的认识在西周时期已是常识,这是中国史学家,包括对经书所载古史系统予以严厉批判的"古史辨派"学者多不怀疑夏的存在之根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1928年殷墟发掘后,中国老一辈历史学家即已在多种论著中明确表达了希望通过考古学来寻找夏人活动遗迹的愿望,说明中国历史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是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1959年,徐旭生据文献所载夏人都邑所在区域而对"夏墟"进行的考察,正式揭开夏文化考古探索实践之序幕。二里头遗址位于文献所指夏人活动之中心区域,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聚落,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持续发展的同一种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至四期偏晚时遗址中出现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成汤灭夏之史事可相联系,说明将二里头文化视为夏文化有较充足的根据。二里头文化有无文字与其所反映的这一早期文明发展程度,皆有待于考古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过程,说明文献史学与历史考古学在按各自学科领域学术规范作严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对接,是历史科学发展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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