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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人往往面临着证据不足的诉讼困境，通过自诉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较大。其原因在于，我国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追诉机制一律规定为自诉。在比较法视角下，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而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采取公诉自诉并行主义，对我国均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可从降低自诉起诉要求、衔接自诉转公诉、增强检察机关介入三方面对现有追诉机制进行完善。此外，基于立法目的及文义分析，也应当允许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通过公诉寻求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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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