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并非真正的舶来品,而是一种在本土上发生的新兴民族戏剧。它脱胎于晚清的戏曲改良运动,与演说有着天然联系。演说本来是晚清政府推行的一种底层启蒙方式,因与传统戏本性相通而顺利引进戏曲创作。演说进入戏曲后,很快便将曲唱排挤出去,成为戏剧结构的核心。它改变了传统戏的歌舞抒情性质,奠定了话剧发生的基础,但也给话剧带来说教的弊病,遗害至今,难以根除。从发生学来看,回归广义的行动或动作,也许是中国话剧突破自身局限的惟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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