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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考察的对象。“斗争史”和狭义的“认识史”都属于广义的“认识史”。在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传入中国之前，斗争史书写就已由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开其端绪。《纲要》聚焦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任务，并强调这一转型中政治革命的作用，哲学史书写是为了实现哲学上的“翻身”。在语言策略上，《纲要》一方面广用提喻，把哲学视为社会的功能和最高的科学，另一方面也运用反讽，强调哲学史家的认识论优势。在情节模式上，《纲要》具有“争鸣”“斗争”“螺旋”三个层次，其中“斗争”占据主导地位。在哲学气质上，《纲要》混杂着怀疑论和独断论。此后的斗争史书写保留了怀疑论的姿态，独断论的倾向则进一步增强。80年代以来的认识史书写接过了《纲要》所隐含的问题，试图在怀疑与独断、自由与团结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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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