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海日报公会观察团1929年5月的东北之行,为学界重审“易帜”后的东北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建构民族认同方面的意义提供了新的依据。剖析赵君豪与严独鹤记述此行的长篇游记《东北屐痕记》和《北游杂纪》,并结合彼时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以及档案、访谈等基础史料,可见二者从“新‘东北’”“榷‘中央’”和“辟‘满洲’”的角度揭示出东北强邻环伺的边疆危机、国运所系的重要地位,以及救亡图存的顽强抗争,并在千万读者心中播撒了去除地方畛域、加意防维边圉的种子,为日后在“九一八”国难激发之下而出现的东北研究热潮做出了思想的准备。若以“考‘史源’”的方式追溯这一东北形象的建构过程,则又可以勾勒出有关东北的旧学与新知在南北之间生成流变的轨迹。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东北屐痕记》和《北游杂纪》,理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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