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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创校初期,金陵大学校内的教学与行政采西化模式,与中国本土的教育体制几乎没有关系。在当时,这是所有的中国教会大学的共性。在1927年以前,金陵大学的顶层治理由托事部和理事会构成"内外"结构。托事部由各合作差会合作设于美国,对金陵大学的经济与人事负全责,是校产的所有者。在南京的理事会也是金陵大学的决策机构,更是托事部的代表与执行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金陵大学逐渐完成内部改组与"立案",其顶层治理转变为"创始人委员会—校董会—校方"的"中西"结构。创始人委员会代表"西",校董会同时包含"中""西"因素,代表校方"中"。与托事部相比较,创始人委员会对金陵大学的直接管控减弱,校董会并非只是创始人的执行机构。校董会中本地教会和校友力量上升,代表了金陵大学的本土化方向。"校方"是校长及校内由中国籍教师组成的行政层,代表着中国籍教职员在校内的话语权,这是一股新的力量,加强了金陵大学的自主性和本土化。
